发现最差学校里的最棒学生

Eric Eisner是当今教育领域最具创意和慈善意识的人物之一，似乎有些出人意表。十几岁时，他就不是一个晚上安分守己在家休息的学生，而是到纽约曼哈顿下城Greenwich Village的俱乐部当乐队鼓手。后来他考上Columbia University的法学院，搬去洛杉矶，并在那里发展成为电影圈和音乐界的一位头面人物，担任Geffen唱片公司总裁。作为好莱坞举足轻重的中间人，他参与的交易动辄以数百万美元计，经常与巨星Tom Cruise、著名导演Tim Burton和Martin Scorsese共进午餐。伊斯纳说，回过头看来，他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赚钱──仅此而已。他尽情享受成功所带来的奢华生活：摇滚巨星Bob Dylan在他与妻子Lisa Eisner的婚礼上献唱（一名摄影师和时尚杂志编辑，也是设计大师Tom Ford的灵感女神之一）；他在洛杉矶高尚住宅区“香芬”(Bel-Air)买了一栋房子，把孩子们送去声名卓著的Brentwood和Crossroads私立高中；他不到50岁就赚够了钱提前退休，想方设法加入了门槛极高的香芬乡村俱乐部(Bel-Air Country Club)，期待自己的高尔夫球艺能在那里精益求精。


为穷学生铺路伊斯纳享受的生活方式与洛杉矶最贫穷社区的残酷现实可谓差了十万八千里，而他却创建了一个富有远见的组织，名叫Young Eisner Scholars(简称YES)。他说，这一切如此奇妙，他以往的非凡经历只是一种铺垫，目的就是让他能够从事现在的这份事业。YES位于洛杉矶市西南部，致力于在条件较差的学校发现很有前途的学生，帮助他们开发潜在智慧，为其安排洛杉矶最好的预科学校和特色学校就读。YES与别的爱心项目的最大区别在于其对帮助学生克服贫穷和较差教育环境的持续关注。伊斯纳把所有精力放在如何让孩子们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和动力上。Eisner说，“要想理解孩子们的想法，明白什么东西吸引他们，首先你得让自己投入进去。你得搞清楚为什么电子游戏能让孩子充满斗志想要去赢，而老师的教导却可能徒劳无功。如果你希望孩子们能实现他们的理想，就得想办法让他们对特定的目标产生浓厚的兴趣。”

Eisner的爱心事业正在开花结果。2012年秋，67名YES资助的孩子将进入美国最顶级的大学学府，包括Yale、Harvard、Stanford、Columbia、USC和UC Berkeley。在孜孜不倦的推动下，Eisner和他创建的组织给加州底层学子的生活带来了深远的积极影响。用支持Eisner的作家Malcolm Gladwell的话说，其为贫民区的孩子们奔向美好前途开辟了一条“地下铁路”（Underground Railroad，19世纪美国废奴主义者把黑奴送到自由州、加拿大、墨西哥以至海外的秘密网络）。

Eisner从Geffen公司退休几年之后，他的朋友Dorothy Courtney敦促他加入一个旨在帮助洛杉矶市Hawthorne和Lennox地区贫穷家庭的组织。Eisner回忆当时的情景：“多萝西来做我的动员工作，说‘你一定有点空闲时间’等等。我确实有空，但在此之前，我从没特意帮助过任何人，没钱赚的事我向来不掺和，甚至在学校我都没担任过学生会的什么职务。不过，我倒是想尝试一下，就说‘你要让我做什么？’她很聪明，这么回答我，‘如果我要求你做什么，估计你只能坚持半年，不如由你自己来考虑决定如何？’”

第二天，Eisner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多萝西：去发现最差学校的最棒学生。Eisner说，“我告诉她，‘我想认识那些最聪明的孩子，那些对建筑感兴趣的，对物理学感兴趣的。’我想了解他们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多萝西说，当地最差的学校是Lennox Middle School，坐落在洛杉矶机场附近一座阴冷简朴的大楼内，由于预算削减已经撤销了高中部，退学率高达近60%。学生们上学时，甚至不得不穿过黑帮横行的地带。
Eisner开始和列农克斯中学的几个孩子会面，当时他对自己要做什么还不是很清楚，只是认真地倾听。Chris Bonilla是他最早见的那批孩子之一，两年前已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现在为YES工作。伯尼拉对我说，他一开始以为伊斯纳是个训导员。“他只是坐在那里，面前放着我所有成绩和个人情况的打印件，然后问我‘你为什么在社会学上只得了个B-？’我觉得他像是学校的什么领导，不知什么原因好像挺生气的样子，所以离开的时候我都快吓坏了。”从那以后，伊斯纳定期与伯尼拉和其他几个孩子见面交谈。

YES这个项目是Eisner发自内心的好奇心的产物，而非出自什么既定的教育理念。随着Eisner对自己所能发挥的作用有了一个越来越清晰的理解，该组织的宗旨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头一年，他意识到摆在这些学生面前最大的困难是表达自己，他们不缺复杂的想法，而是缺乏表达能力。他鼓励学生与自己辩论，资助他们参加暑期班。当班特伍德中学暑期班的老师向伊斯纳反映，伯尼拉在暑期班上的表现很好，希望他加入班特伍德中学时，Eisner同意为其支付学费。他开始在顶级名校为列农克斯中学毕业的学生寻找入学名额，就这样，YES应运而生。
如今，YES项目向从小学三年级到研究生院的所有学生开放，但Eisner主要把精力放在高中三年关键时间段的学子身上：这些孩子已经是小大人了，他能准确地评估其价值观和对知识的渴求程度，同时他们还很年轻，心智仍在快速发育。这些年来，Eisner为学生们答疑解惑，衡量他们的自我激励能力和稳定性（Eisner认为，性格不屈不挠并且愿意表达自己想法的孩子更有可能走向成功），并与孩子的父母见面。如果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他会帮助学生去上洛杉矶一所比较好的高中──通常是私立学校，但也不是绝对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名校会向YES学子提供奖学金。现在，与YES合作的学校还要支付一小笔费用，才能见到并录用他们。（这些学生从高中毕业后，YES会为其支付大学费用。）YES的所有资金都是Eisner以一种特殊方式募集来的：他以前很讨厌参加鸡尾酒会，现在却热衷于这种场合；当有人问他从事什么工作时，他会“磨利牙齿”开始做动员工作。

对那些渴望学生群体更加多元化的私立学校来说，Eisner的项目可谓天降甘霖：YES会为学校事先筛选学生，等他们入学后还会为其提供远超学校资源范畴的额外支持和咨询辅导。从贫民区迈向Beverly Hills的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约有60%的YES学子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在他们从列农克斯中学或Buford转到班特伍德中学和Harvard-Westlake学习的过程中，各种无法预料的问题都会发生，这不仅包括文化冲击──这些学子说，文化冲击是有的，但没有想象的那么难以克服──还有很多现实问题：他们的父母可能连让孩子上学和放学回家的交通费都给不出来，或根本不知道怎么为孩子申请助学金。
Eisner在纽约曼哈顿区长大，父母是左倾人士，曾在家招待那些为Ethel Rosenberg和Julius Rosenberg苏联间谍指控案奔走筹款的人（Eisner最早的童年记忆之一就是左翼黑人歌唱家Paul Robeson的歌声）。他从来都不是家里最聪明的那个孩子，但一直都希望考试门门都得A，并花很多时间研究那些聪明孩子是怎么学习的。如今，Eisner描述自己是个“强硬”的人，不会同情心泛滥。不过，他的率直令人产生好感，在教育理念方面，他能侃侃而谈，且言之有物。
YES学子们与Eisner相处融洽，并感激他的坦诚和直率。我去YES办公室采访伊斯纳的那天下午，有个名叫Andrew的八年级学生和我们坐在一起。安德鲁身材瘦小，有些矜持，最近刚被新泽西州Lawrenceville School录取，成为第一个由YES推荐上寄宿学校的学生。Eisner说话时，安德鲁有时会纠正他的说法，或补充一些重要细节，展现出Eisner所看重的一项关键品质：对准确无误的不懈追求。我问安德鲁YES让他最为受益的是什么，他停下来思考了一下，说，“我学会了如何学习。”
Eisner相信，学生们需要掌握一种“文化思考”(literate thinking)能力。在洛杉矶，中学的课程安排与考试测验结合在一起。孩子们需要记住很多东西，但往往不能完全理解所记忆内容背后所蕴含的更宽广的文化理念。安德鲁举了个例子，他在列农克斯中学上数学课时，只要写一段话就能解答两道题目；而解答伊斯纳提出的一个问题，就得写上好几页纸。伊斯纳表示，正因为他自己不是“天才少年”，所以才更注重学习方法的问题，他与学子们见面讨论的核心话题也正是这个。我采访过的许多YES学子都形容这种探讨过程“令人生畏”，但同时也表达出对伊斯纳的敬重。他提出的高标准严要求令他们以无法想象的高度超越了自己。一个学子在描述伊斯纳独特的教育方法时说，“仅仅给出答案是不够的，你还得说明白为什么要给出这样的答案。”
虽然Eisner没有从事教育工作的专业经历，也不是什么形式哲学家，但他明白一件事，“香芬”这种高档社区的学生从小接受的就是旨在启发文化思考能力的教育──有效沟通和达成协议能力，见微知着和推己及人的能力；而在洛杉矶西南部，教育系统正在将孩子们变成沉默的记忆机器。虽然学生们渴求知识，却没有被赋予足够的自由来学习为人处世的道理，更不用提社会交往的技巧了，而要想在美国这种富有企业家文化的环境中茁壮成长，社交技巧是必不可少的。理论上说，这种文化思考的教学方针与SAT考试辅导班的教学方针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在教导孩子们理解各种各样考试题目背后所隐含的基本原理；而在实践过程中，Eisner的孜孜不倦是两者的最大区别，这是一场个人意义上的教育奋斗，而不是理论上的高谈阔论。
Eisner形容自己就像学子们的另一个家长，从他给孩子们生活上带来的深远影响来看，这么说并不为过。有一次，伊斯纳听说有个名叫Sebastian的学生课间休息不爱出去玩，就跑去了解情况，发现这个男孩的鞋子太大，鞋底都快磨掉了。于是，YES出钱为他买了一双新的网球鞋，让他得以重享课间休息的快乐。如果有学生的家里买不起孩子的眼镜，Eisner就会主动掏钱。还有一次，他听说有个学生不做家庭作业，就亲自打电话去问情况，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一个严格执法的警官”，问他“为什么你不按时完成家庭作业？”结果他发现，这个男孩是在为一场即将到来的舞蹈演出紧张排练──他要跳两支独舞。看过孩子的演出后，伊斯纳说，“与旁边的男孩们相比，他简直就是Nureyev（当代伟大舞蹈家)。真是太棒了！”从这件事，Eisner重新认识到，衡量年轻学子能否成功的标准其实并没那么简单。
虽然有人可能会批评YES项目将抢走公立学校最有才华的学生，但列农克斯中学一直都非常支持伊斯纳的事业，并承认他们不一定具备留住最好学生所需要的各种资源；而当听到伊斯纳仅靠一个五个人的组织（包括他本人）就能做到这么多事情时，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不会为此动情和赞赏。

Diana Orozco是YES学子的成功代表之一，她今年从班特伍德中学毕业，考上了耶鲁大学。在YES的办公室，她向我介绍了自己的家境：她来自一个单亲家庭，母亲在汉堡店当收银员，一共生了四个孩子，而她是长女。她母亲晚上去夜校进修，今年也将从高中毕业。狄安娜说，“我考上耶鲁让她非常激动。”

乍一看来，Eisner的事迹似乎没有可推广性，但他的成功提醒我们，在基础教育层面的创新与教育学改革一样重要。Eisner作为一个范例，其激励意义大于推广意义（在运作YES项目的12年中，他只帮助了211名学生），但这种范例能给学校注入一种希望，一种合作精神，这种敢想敢做的态度会引发更大的变化。明年春天，YES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打算在纽约市推广这个项目。

一个周五的下午，我和Eisner及其助手Alina在香芬乡村俱乐部共进午餐。我们一边吃饭，一边俯瞰着高尔夫球场的美景，Eisner曾以为自己每天会在这里打球，但现在他跟我谈的都是那些学生，以及他们共同克服的许多困难。如今，YES还帮助学子找工作，继续为穷学生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有个学生已经完成了在Morgan Stanley的实习。Eisner斟词酌句地说道，“与这些孩子相处，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美妙的世界。这就像培育植物一样，你得关注他们的生长情况，关注他们需要什么。”

Eisner和Alina还要赶去班特伍德中学看望狄安娜和其他三个刚从那里毕业的YES学子。在起身离开之前，他看着眼前宽阔的高尔夫球道，用手挥舞了一下，彷佛要抹掉他与YES学子在生活上的鸿沟。借助YES项目，也许这一鸿沟不会长期保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