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罪

我们从基督教中所应该收到的教益，或许不是怎样寻求拯救，而是以自我为起点，同时站在人类的高度，寻求一种自我定位与自我拯救。文革样板戏中有这样一句唱词：做人要做这样的人。那么，下一个问题是——我们可以做上帝那样的人么？我在1980年代写过一句，诗云：“黑暗是永恒的，但光明必须运行。”上帝不是一个拯驹贿，上帝的存在不能替代我们省略任何通往“人”的程序和苦难，所以，上帝必须也只能是一个启迪者。
上帝在十字架上的壮举，起码还表明一点：在暴力和屠杀面前，我们不一定要选择恐惧。在苟且的生和痛苦的死面前，我们未必要选择生命。如果在罗马巡抚面前，连耶稣都退缩了，那么，以色列人的胆子一定比兔子还小。在这个意义上，上帝是胆怯的大众“逼死”的。
上帝是被出卖的。换句话说，上帝爱着一些根本不值得爱的家伙。但上帝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十字架上的上帝，眼里只有怜悯，没有怨恨。只有信心，没有落寞。
原罪表明什么？我想，“人的有限性”足以表述。人民是谁？我在1980年代写过这样的话：“几个恶作剧的孩子，他们生如蜉蝣，洗面不及……”那时，全国的女孩子都爱歌手费翔——但费翔不能同时“嫁给”她们中的每一个。我想，这就是“原罪”的简明之喻。
罪不是恶，它不属于道德范畴。罪是“先天”的，人在“罪”面前是无法选择的。但上帝号召我们，要与这种不可能的事物斗争。我们的毕生使命，或许就是运用爱的力量，从事“挣脱锁链”的神圣事业。
救赎者不是上帝，是被救赎者本人，是我们自己。
理性是什么，经济学早告诉我们：理性的指向是个人利益最大化。所以，理性无法构成救赎元素和力量。人类的“精明”，集中体现在那个名字好听的“理性”之中。
“敏于感受的心”才是人类的心，爱由此生发。所以，爱是对苦难的敏感——首先。对人类苦难熟视无睹的人，不配言爱。
上帝是谁？最简明的答复是：上帝就是爱。
“只能在苦难中去爱。”苦难是爱的敌人，也是爱的前提，是人通往上帝的桥梁——残酷的桥梁。苦难的核心在哪里，我想，在个人及人类群体的局限之中。
基督教让我们正视人间苦难，而非回避！
英国诗人济慈：“世界是造就灵魂的峡谷”。一个好的世界，不是一个舒适的安乐窝，而是一个铸造高尚灵魂的场所。诚哉斯言！
充满苦难的世界之所以被称为“一切可能的世界当中最好的一个”莱布尼茨说得更透。
向上帝学习，用大爱来否定苦难，从而超越自我、精神圣化！这条道路，也就是通向此世天堂的道路，即爱的道路。
我坚信：上帝需要的是伙伴，绝非信徒！


一、十字架上的真爱

整个十字架事件必须作为上帝的事件来理解。“耶稣在十字架上惨死，是整个基督教神学的中心。它不是神学的唯一课题，但却是进入神学问题的入口和对尘世的回答。基督教所有关于上帝、关于创造、关于罪和死的陈说，都要指向这位被钉十字架者。
然而上帝关怀人类，在十字架上成人并惨死。
上帝成为我们不愿做的人，一个被唾弃者、被诅咒者、被钉十字架者。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和受难，就是上帝承受的痛苦和受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不可见的上帝的相似形象，受难耶稣表明，上帝就是如此。“上帝没有痹烩种自甘受屈辱更伟大的行为，上帝没有痹烩种自愿献身更辉煌的成就，上帝没有比在这种无能软弱中更强有力的时候，上帝的神性没有比在这种人性中显得更多的时候。”
马丁•路德早就说过，上帝不是以强力和荣耀来显示自己，而是以自己的苦难和十字架来显示自己。
莫尔特曼的推进在于，他把十字架神学与希望神学结合起来。莫尔特曼主张，我们应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伸出的双臂中去理解整个人寰，理解我们人类的苦难史和希望。
圣经是贫困者、被欺压者、绝望者的书，是给绝望者带来希望和应许、给罪人带来福音的书。因而，我们应以贫困者、无神者、绝望者的眼晴来读它，而且应与这些人结伴来读它。对圣经不仅要“解神话”，而且要解历史化(de-historicize)，解神权化(de-theocratize)，以使我们从中发现上帝的未来，看到上帝一直在以自己的受难分担人类的受苦，参与把人类从强暴和不义中解放出来的事业。十字架上的惨情始终与人的苦难和悲痛依偎在一起。
上帝在十字架上许诺，总有一天，我们将不再在自然中、历史中以及政治生活中遭受折磨，总有一天，我们会进入一个没有眼泪、悲哀、痛苦的新天新地。然而，只要这一天还没有到来，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哭泣和悲哀，我们就必须怀着对神圣许诺的希望参与反抗现世的罪恶、死亡、苦难和纷争的斗争。
在这个未来面前，一切此世的罪恶、不义、苦难、死亡都将受到指控，并激发人们为实现与罪恶对立的公义、与苦难对立的荣耀、与死亡对立的生命、与纷争对立的和平的未来而斗争。
信仰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本身就是一个公开的政治考验，即考验信仰者是否敢于在民族、国家、种族和阶级的政治要求甚至压力面前宣认被钉十字架的真理。不仅如此，认同于十字架受难的真理，必然会激发人们趋向解放的行动，因为，十字架事件本身就在警醒人处于剥削、压迫、奴役和异化中的痛苦的苦难意识。十字架受难本身就包括着政治要素，圣经乃是一部解放史。
革命神学并非主教们的神学，而是世界上受苦受难的、斗争着的普通基督徒的神学。如今许多人抛弃教会，正因为他们只有同被压圃贿和叛逆者同呼吸共命运，才能表现出自己的基督教信仰。
“试问，谁见过自动消亡的专政、秘密警察、审查和官僚政治？假如监督取代了信任、审查代替了自由，那么革命就遭到了背叛。”革命必须是由上帝的爱和基督的人道来引导的批判和抗议，以至由正义来引导的暴力，这种革命孕含着的希望是使梦寐以求的神圣未来干预当前的苦难。
说到底，从十字架受难中感禀到的希望，并不减轻现实给我们带来的重负，上帝之爱和基督的人道站在含辛茹苦、步履艰辛的人一边，站在卑贱者与被侮辱者一边。信仰十字架受难的人们，理应参予反抗苦难的革命。但上帝在十字架受难中显示出来的神圣之爱，使一切遭受磨难的人们能够承受痛苦与被抛弃的毁灭性后果，因为他们从无中生有的希望中得到爱的力量。
因此，十字架上的真理是直接关涉人的生命和死亡、渺小和伟大、罪孽和救赎、梦魔和自由、呻吟和悲叹的真理，它最终给予人的是上帝允诺的希望和爱——上帝的独生子惨死在十字架上了，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表明，在上帝眼里，人类的苦难和眼泪比什么都要沉重。
　 从十字架上显示的真理是活生生的真理，而非抽象的观念，因为它标明，爱才是生活的法则，这个法则是活着的上帝给予的；十字架上的上帝之子的受难是上帝的救赎之爱战胜现实的罪恶和冷酷无情的明证。
　 然而，恰恰是这样一种关心活着的人的真理，却被人们的脑袋判为荒谬和不可能。
罪不是恶，因此，罪的对立面就不是善，而是credo(我信)。这不顾惜一切的被理性判为荒谬的我信，才使人获得而非弃绝一切神圣的和珍贵的东西。“只有符合圣经的信仰，争取不可能的疯狂斗争的信仰，才能推倒我们身上漫无节制的原罪的重负，让我们重新直腰站起来。……信仰不是对我们所闻、所见、所学的东西的信赖。信仰是思辨哲学无从知晓也无法具有的思维之新的一维，它敞开了通向拥有尘世间存在的一切的创世主的道路，敞开了通向一切可能性之本源的道路，敞开了通向那个对他来说在可能和不可能之间不存在界限之人的道路。”③
舍斯托夫说，只有陷于绝望的人才能凝视十字架上的真理，因为他摆脱了人的理性知识的支撑，不顺从时代精神、历史法则以及任何现实原则。
人信赖上帝，不是证明上帝。上帝根本无需人的证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表明，上帝主动降身，甘愿与深渊中的、浸泡在眼泪和苦难中的人在一起。这位上帝太悲惨了，我们的不幸和自然法则的摧残与他有何相干呢？他为我们牺牲自己的儿子，我们还不会感激他哩。这位悲惨的上帝竟不顾“因为是事实，所以不可能”的现实历史法则，非把神圣的爱和祝福送给不要上帝的人。


二、关于原罪

原罪不是一种遗传的***，它是人类存在的一种不可避免的事实，这一存在的不可避免性是人类精神的本质所决定的。它无时不在，无刻不有，然而却又没有历史。……人的有限不仅包括了人类理性的片面，也包括了对人类欲望的熟视无睹。……这样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存在常常干扰存在的和谐与彼此的关系，所以，它是来自精神上邪恶的一种不同的秩序，一种不同层次的邪恶，该精神邪恶则是企图将自我树为存在中心的结果。正是这后一种邪恶严格地说来才是罪，正是在这里构成了对上帝的反叛。
　 所罗门在耶和华答应满足他的任何请求时，只提了一个请求：“求你赐给我敏于感受的心！”
　 今天，蛰居于象牙之塔的人们，高踞于庙堂之位的人们，奔逐于穷巷闹市的人们，争战于人生旷野的人们，都应该祈求得到这样一颗心，一颗稚嫩的、未被红尘掩埋的心！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这段话之中：在我们的地球上，我们确实只能带着痛苦的心情去爱，只能在苦难中去爱！我们不能用别的方式去爱，也不知道还有其它方式的爱。为了爱，我甘愿忍受苦难。我希望、我渴望流着眼泪只亲吻我离开的那个地球，我不愿、也不肯在另一个地球上死而复生！
　 为什么“只能在苦难中去爱”？因为若无苦难，要爱何用？爱是为苦难而存在的。为什么“只亲吻”这个地球？因为这个地球上有众多的苦难，无穷无尽的人类的苦难。
　 这种宗教精神，也就是宣告“上帝就是爱”的基督教的精神。
　 人类的苦难，是一切宗教的和非宗教的思想体系都无法回避的巨大难题。所有伟大的思想体系都努力要解答这个难题，不作出这种努力的思想体系，就不是伟大的思想体系。
　 基督教承认并正视人间苦难的事实。从古老的圣经到当代的神学，它一直把苦难列为严肃探讨的重大主题。基督教把苦难统称为“恶”。在基督教神学中，正如“善”不仅指伦理学上的即道德的“善良”，而且指本体论上的即存在的“完善”，“恶”同样不仅指伦理学上的即道德的“邪恶”，而且指本体论上的即存在的“欠缺”。恶是“善之匮乏”，也是“存在之匮乏”。这两个命题表明：苦难既与道德上的“不善良”即邪恶有关，又与存在上的“不完善”即欠缺有关。前者是人类这种存在物特有的罪过，后者是一切存在物共有的局限，两者都与上帝创世即“存在克服虚无”的过程有关。这就把苦难问题提到了不能再高的高度。
　　苦难或“恶”包括两大类。一类是人类造成的痛苦或罪恶，即基督教所谓“人类的罪”，另一类是自然造成的痛苦或灾难，即基督教所谓“自然的恶”。
　　先看“人类的罪”。一方面，基督教所谓“罪”（sin ），不同于法律上的罪，因为在法律上，不伴以违法行为的“邪念”并不构成罪，但在宗教和道德上，“邪念”就是一种“罪”。另一方面，基督教所谓“罪”，也不能等同于道德上的罪，因为它还涉及到道德上的罪之根源。
这就导致了人类的苦难和罪恶；由于这种倾向属于人类全体，遍及整个世界，不具备人格性又没有责任感的世界就将个人裹挟进不断升级的集体罪恶之中，这种共同的罪恶环境，就是“罪性”。人皆具有的局限性（即总是从自己的观察点去看问题），再加上人皆赋有的自由（即意志的自由或选择行动方式的自由），这些既是使世界纷繁丰富的条件，也是造成罪的条件，就是说，罪的根源在人自身之中，人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就是“原罪”说的含意。罪是人生的混乱、失衡和异化，是弄错了对象的献身态度，是偶像崇拜——祟拜自己即狂妄之罪，崇拜事物即纵欲之罪。罪使人走向低于人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走向死亡——灵魂的死亡。
　　显然，基督教所说的“罪”，比之道德上的“邪恶”，内涵更广也更深。它指出了邪恶的根源。我们不难看出，世间的苦难，多由这种“人类的罪”和邪恶所造成。
在蜂群只是“一窝蜂”地钻营于花丛之中，汲汲于吮吸其色其香其味的时候，在狼群满脑子只有“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荒疏了荒原之上的礼拜的时候，小枫站出来号召超越自然生命，返归绝对根基，真好似施洗约翰在“旷野中的呼喊”！
任何事物若不有所限定，便不可能存在。有限性是一切存在物的构成要素，人当然亦不例外。因此，有限性本身并不是罪。人作为一种独特的造物又赋有自由，这自由乃是局限的对立面。凭着自由，人可以超越局限。可是，自由好似双面刃，它可以使人超越，也可以使人堕落。滥用自由作出的错误选择，即背叛上帝而不顺从上帝，选择毁灭而不选择创造，就是堕落，就是罪恶，就是苦难之源。
英国诗人济慈的这句诗代表了另一些人的更深刻的看法：“世界是造就灵魂的峡谷”。一个好的世界，不是一个舒适的安乐窝，而是一个铸造高尚灵魂的场所。我们无法设想，世上没有苦痛，竟会有同情和悲悯，没有困难，竟会有坚毅和智慧，没有危险，竟会有谨慎和勇敢，没有不义，竟会有正义感和仁爱心。而倘若世上没有这些品质或精神，既无丝毫儒家所说的“仁义礼智信”，也无半点希腊哲人所说的“正义、谨慎、节制、坚毅”，更无任何基督教所说的“信、望、爱”，那还有什么高尚的灵魂可言？还有什么赋有“精神”的人存在于世？有的只是冷漠麻木的行尸走肉，只是赫拉克利特所言“在污泥中取乐”的猪。不错，这样的世界是个“安乐窝”，安乐舒适有如猪圈。可是，上帝既已造了许许多多的猪圈，何必为“人”再造一个？“恶”或苦难，是创造自由与精神的过程中不能不承担的风险，是作为整体的存在之“松散的一端”，是不息的创造过程尚未克服的“虚无”的一面。唯其如此，对于恶或苦难的真正透彻的洞察，不能不指向超验的方面。
充满苦难的世界之所以被称为“一切可能的世界当中最好的一个”（莱布尼茨语），乃因为它的纷繁丰富；可能犯罪的人之所以被称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莎士比亚语），乃因为人赋有自由和精神。利用自由去选择毁灭与自我中心，就是向空虚的低级存在的堕落，就是精神之销蚀，就是走向死亡；利用自由去选择创造与普遍的爱，就是向充实的高级存在的上升，就是精神之升华，就是走向永生！
　　这后一条道路，便是真正否定苦难的道路、超越自我的道路、精神圣化的道路！
这条道路，也就是通向此世天堂的道路，即爱的道路。
　　在爱欲横流的时代，人们往往认为“爱”很容易。在“性的泛滥”与“爱的匮乏”并存的时代，人们常常把“性”混同于“爱”。爱正在大跌价，正在受屈辱。
　　爱有许多种，其中包括性爱。但是这里说的爱，虽与世俗的爱有联系，却不仅在量上远为浩大，而且在质上截然不同。这是一种高得多的爱，具有至上价值的绝对的爱。
　　这是圣爱，是圣经说“上帝就是爱”时所指的那种爱。
　　圣经所说的“爱”，原文是agape ，而不是eros，这两个希腊词都是“爱”的意思。但是eros即性爱或欲爱，指的是这么一种爱：它的产生乃由于对象的某些特性或美质，它的趋向是要占有对象；agape 即博爱或圣爱，指的却是另一种爱：它的产生仅仅由于对象（及其特性）的存在，它的趋向仅仅是要使对象（及其特性）能够存在。由此可以解释耶稣基督怎么能够主张不但“爱邻人”，而且“爱仇敌”。
　　这种爱，又近于老子所说的“道”——“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同道家把“道”视为“生”、“畜”、“长”、“育”万物的世界之母的见解灵犀相通，基督教把表现为创造活动的圣爱，等同于上帝即世界之父。
　　从哲学上说，这种爱已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它体现为宇宙的创生过程（早在古希腊哲学之中，已经有“爱创造世界”之说）。从神学上说，这种爱也就是上帝本身，因为爱体现为创造，创造就是使万物存在，使万物存在的力量，也就是万物或世界的根基即存在本身，万物或世界的根基即存在本身，就是基督教所说的上帝。
　　这种爱是不是过于高不可攀，以致同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和普通道德绝了缘呢？基督教并不这么认为。当基督教说人是由上帝用“泥土”造成的时候，它是用比喻或象征方式表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受制于自然规律，具有现实的局限性。
　　当它又说人乃按照“上帝形象”造成的时候，它又用比喻或象征方式说明：人又有别于自然，具有自由与精神，赋有创造与爱的能力。能够爱，能够创造，也就是能够参与世界之创造，能够分有上帝的生命，能够分有圣爱。
　　因此，基督教所说的“神学三德”即信、望、爱，在至深之处与此世生活和世俗道德有一种密切的关联。“信”意味着一种接受和献身，而自我实现是不能缺少这种态度的，因为拒斥与封闭只能使自我萎缩。信仰神圣存在呈现于邻人与事物之中，就会把一种新的深度赋予世界，从而深刻地影响人们在世上的行为。“望”也是一种强大的道德动力，因为，假如对未来不抱希望，认为世界陌生而冷漠，道德和生活都荒诞而无意义，那么，道德努力就成了严酷而令人沮丧的任务，根本不值得进行下去。反之，如果对未来怀着希望，认为世界的存在本身是好的（本体上的善），因而也支持着好的行为（道德上的善），创造与善是一致的，并在向着至善前进，同时也需要人类的合作，那么，人们就会满怀热情和信心，去过道德的生活。
　　最后，由基督所体现的、绝对的创造的“爱”，以新的明晰度和深刻性指明了善或道德努力的目标。最终，由爱所结合起来的自由而负责的存在物之联合，即所谓“爱的联邦”，就是包容了一切人和一切事物的至善。
儒释道三教的精华，是“仁爱”、“慈悲”和“道德”，这三者是与基督教之“爱”相通的。恰恰是与基督教对立的技术至上的物质主义和否弃基督教价值的虚无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