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与中国古代未诞生科学之原因

我们的祖先在大约五千年前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阔平原上过着安定的农牧业经济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子孙繁衍，世代交替。人与自然的关系相对稳定，世代相传的生产技艺可以应付裕如。更重要的倒是随时调节血缘宗法家族中人与人的关系。因此，其滋生出来的精神文化很容易倾向于从人伦关系这个中心出发，投射到人-自然关系，自然界成了人关系的外化。作为这种文化的浓缩形式，就是我国古代高度发达的有机自然观的思维方式，它沿人-家族-社会-自然的逐级放大机制，自然而然形成一幅完整的有机宇宙图象。机械观在这里没有地位。这决定了中国科学的内在结构从一开始就缺少一种形式化的逻辑骨架，足以把科学理论同经验材料粘合起来。
但结构化毕竟是科学的一种客观要求。应用技术在自己的发展中总不能满足于单纯充当应付困境的权宜手段，它要求从思想的大气层中吸取某种哲学精华。在中国它只能找到这种有机自然观，它是直观感性的基础上加以推类比附的产物，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结果。作为最直接、最自然的关系——两性关系，即《中庸》所谓：“君子之道，造端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从这引申开去，宇宙也是包括人本身在内的一大人身。不但“天人合一”，甚至“天人无二”。中国哲学基本上没有出现过：人以纯粹观众的身份出现在独立自在的抽象的自然界中。
这是一个自我调节的有机宇宙。“道法自然”，道就是自然界本来状态，是“太和”即和谐的自然秩序。宋明以后谈理、气。“气”如风云烟雾，流转变化，“形聚为物，形溃反原”；对人和生物则“气聚为生，气散为死”。这显然是一种充溢整个宇宙之中的连续物质，象“以太”。北宋张横渠说，气表现为“屈伸动静终始之能”，更象“能”。
气由“理”调节。理包括“天理”和“人理”，都是“气之条理”。理是气在时间先后和空间位形方面的秩序或有序性、组织性。宇宙不断分化，先分出互相配匹的阴阳两仪，再生四象，再生八卦，出现天地雷风水火山等基本自然现象，最后通过一连串的一分为二，终于出现包罗万象的卦六十四。这些要素相互作用：阴阳交感，细缊相揉，刚揉相摩，八卦相荡，出现既是进化的但最终又是循环的过程。
“五形”进而描述了这个系统的自我调节。水火土金木按已知的最早定义，即“润下”、“炎上”、“稼穡”、“曲直”、“从革”，都不是物质元素，而指作用过程。它们不是西方哲学中的“质料因”，倒是更近于“动力因”或“动因”。
中国历代都设有专职官员有组织地仰观天象，记录了日食、日珥、彗星和太阳黑子，编制了星表，测量了赤道坐标。但这些成就都没有导致近代天文学的发展。它们部分服务于授时制历以保障农业生产正常进行，而更多是为了从天象变化中窥测社会治乱、王朝休咎以至帝王寿夭的未来命运。这件如此荒诞事情持续了一千多年而没受到致命打击，原因是它拥有一个不容置疑的理论基础：天人感应。既然天人相与，人间变乱自然也会由天上垂警。观察和技艺一旦落入一种思辨系统的掌心，就往往难以保持自己的独立品格，而必须按照这种理论来活动，并且作为投靠代价，还必须以它们的活动成果去论证这种理论。
祖先发明的炼丹术，直接服务于所有的人对生命的渴求。在这个有机宇宙中，“天地与我共生”也直接导致中国特有的长生不老的观念。炼丹主要是炼金，既然“金性不败朽”，物我感应，自然可以“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在这种模糊不清的“常生常化”、“气化流行”的观念形态束缚下，人们很难进一步去研讨实现这些变化的具体条件究竟是什么。
中医理论系统表现了中国科学的两极互补结构。理论是高高在上的哲学思辨，原则上可以任意变换，经验则是最具体的实际医疗过程，也可以任意附会于某种理论解释。这两极本质上互相排斥：理论不足以说明经验，经验也无法凝聚于理论之中；但是又由于各自的需要而互相依存，互相补充：理论的无限涵容性似乎足以说明任何经验，而经验也可以以其不确定性得到理论的支持。结果，这个绝对闭锁的思辨结构可以把一切事实加以溶解，使自己对于经验具有最高度免疫性。这样，中国科学的发展不可能出现西方那样的周期性的振荡和变革，只能在这个思辨框架之内稳恒地积累。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它直接用这一思维框架去套经验材料，并以足够的模糊性凑合一切实际经验，而免于被证伪。于是，当科学的技术形态试图寻求哲学思维的支援、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庇护时，它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投入这个原始有机系统的宽广胸怀，在那里获得一种柔软的却又淡而无味的、似是而非的精神安慰，并在这同时把它继续探幽索胜的壮志销磨净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