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

租界存在的深层次动机，是外资对投放地司法状况的严重不信任。又要去那里投资做生意，又担心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怎么办呢？租界作为一种解决方案，才得以出世。

租界真相1：许多租界是中方自愿划割的

中国第一个租界是上海租界。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了英国人有权居住在上海。其实，是上海道台宫慕久害怕中国人和英国人杂处、滋事、影响自己的乌纱帽，于是他自愿把上海县黄浦江的河滩上一块不毛之地、划给英国人当租界。宫慕久和英国人签订的开辟上海租界的条约，名叫《上海租地章程》，签署于1845年，当时，英国军队早就从大清国的土地上撤光很久了，与宫慕久谈判并签约的是英国领事巴富尔，文官。

这份《上海租地章程》，有这样的文字：“……为晓谕事：前于大清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奉到上谕内关：英人请求于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许其通商贸易，并准各国商民人等挚眷居住事，准如所请，但租地架造，须由地方官宪与领事官体察地方民情，审慎议定，以期永久相安……”

这段文字是一个重要信号：道光皇帝要求宫慕久在安排英国人入住上海的时候，要小心，不要闹出什么问题来，要“永久相安”。怎么样才能“永久相安”？那就只有划租界了：把英国人和中国人隔开来、互不往来，这样才能“永久相安”。这里，划租界的动机交待的很清楚：并非出于英国军队的胁迫，而是出于皇帝老板要求“永久相安”的政治压力。

不但上海租界是自愿划割的，其它27个外国租界自愿划割的还有的是，如厦门鼓浪屿租界。

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害怕日本染指福建，故使出“以夷制夷”老招数、把西洋鬼子引入厦门，闽浙总督许应骙?在给厦门地方官的电报里，写得很明白：“……引洋人来鼓浪屿，兼护厦门、东防日本……”。关于鼓浪屿租界自愿划割的这则史料，出自于厦门政协编的《厦门文史资料第16辑》。

再如天津美租界，也是清政府不但自愿而且是主动划割给美国的。一开始，美国领事受宠若惊，还不敢要，拍电报回华盛顿请示，华盛顿正忙南北战争无暇回复，美国领事又不敢贸然放弃，于是只好暂时接管。1880年、1896年，美国先后两次向清政府提出归还天津美租界，清政府不作反应。到了1902年，美国领事只好将天津美租界转送給英国，并入了英租界。可以读《天津通志：租界志》。

其实，大清国自愿给人划租界这事儿，还有一个旁证，那就是比利时、意大利这些军事小国，也和大清国签约、拿到了租界。对于比利时、意大利这些军事实力比自己弱小的国家，大清国都赋予了他们租界。

再举一个旁证：1843年，英国人想租用广州十三行对岸的河南田地数十亩，但是该片地的地主和当地群众都不同意，不想出租，最终结果怎样呢？依据史料《广州文史资料第44辑：广州租界史大事记》的记载：英国人“未逞”。“未逞”的意思是：英国人也只能干瞪眼。这是证明清政府没有受到武力威吓和逼迫的一个具体的案例证据。

事情的根本真相在于：划租界并非出于被迫，而是清政府根本不想管洋人，让洋人自己管洋人，是清政府最愿意的事。况且出租地块又有地租可收，所以清政府并不感觉是多大的事儿。

中华民国也自愿给洋人划过租界。二次革命时期，为了解决革命党人盘踞在法租界搞颠覆政府活动的难题，1914年4月7日，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与法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了一份条约如下：1、法国承诺中华民国：法租界不得窝藏革命党，一有查出，立即逮捕法办、或驱逐出境；2、中华民国政府同意：法租界面积扩展至15150亩。
北洋政府自愿划割（扩展）租界的这个事实，是依据《上海租界志》第一篇第一章第三节《租界扩张》。

可见，出于政治目的，中方政府已经不止一次划割租界给外国，而且是自愿的，甚至是主动的。

租界真相2：租界并非是免费的

洋人租用大清国的土地，基本上，都是需要付费的，要么是付费给清政府，要么是付费给民间的地主。

《上海租地章程》第六条规定：“商定地价”。也就是说：英国人租用上海滩，不但要付租费，而且费用还是“商定”的，换言之，并非是英国人单方拍脑袋决定的。

1843中英《虎门条约》白纸黑字写得很明白：英国人在中国租地，租金“以当地市价为准”。例如，当年11月25日，英国人在广州租了一块地，租期25年，每年租金六千元洋银。

不但如此，得知英国人出手阔绰、一租就租一大片地，有的广州人竟然把英国人当作大客户来看待。1846年6月，广州市民蔡老六，购买了广州沙螺西塱堡内寺岸村安姓的围地一共十六亩多，以及其它海旁地若干亩，拟租給英国人谋利。但是，蔡老六遭到当地村民的抗议、并阻止了这笔生意。

为什么有的广州人愿意租地给英国侵略者呢？因为租地有收入（市场价），既然是市场价，那么，租给谁都一样，地主并不会因为租给英国人而遭受到什么实际损失。

再举个案例：1843年11月27日，英国驻广州领事要求租用广州石围塘围地，该块地皮是中国商人潘绍光的物业。地主潘绍光同意出租，但要求英方：必须补偿佃户搬迁损失二万两，否则，不能强拆。

英国人不但租用现有土地需要向中方交租，连英国人自己填河生成的新土地，也需要向中方交租。例如，广州沙面租界，是英、法两国人花钱从珠江河水中填土而新造成的，共花费32.5万墨西哥元，其中，英方出资4/5，法方出资1/5。他们自己填造而成的土地，需要按亩向清政府交纳地租！每年每亩1500钱。

租界真相3：国人对租界趋之若鹜

起初，清政府为了不滋生事端，在《上海租地章程》里明文规定：不准英国人在租界内把房子租给中国人（换言之：不准中国人入住租界）。后来，小刀会暴动，上海人民不顾一切、涌进租界躲避战火，使租界人口暴涨了几十倍。英国商人看到了商机，他们搭起“经济适用房”、出租给躲避内战战火的中国人牟利。英国商人纷纷说：“我们来中国，就是为了挣钱！中国人来租界住了，我们更好挣钱！”于是，英国领事开始吸引华人入住租界，甚至开始阻止中国人外流。

缺口一旦打开，中国人开始向租界蜂拥而进。举例说说天津英租界，这个地块在未开辟之前，仅仅住有十几个中国人，人烟荒凉。租界建立后，由于司法清明、治安良好、远离内战、没有匪患等原因，大量中国人涌进来居住。到1938年，天津英租界已有人口76815人，其中中国人72087人，占总人口的94％！

不但如此，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多少富人、官僚、明星、革命家拼了老命往租界挤。例如，1923年，中华民国总统黎元洪，竟然宣布：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迁往天津英国租界办公！堂堂一个大国，连它的中央政府，都要往租界挤。

鲁迅长期住在上海日租界里，1933年1月26日，鲁迅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诗：“依旧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

不但亲日人士喜欢往租界挤，连抗日英雄、民族魂，都喜欢往租界挤。例如：张自忠曾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住在天津英租界。

国人民喜欢往租界挤，还有躲避内战的因素。例如老天津卫的知名企业家刘锡三。刘锡三本来在华界办草帽厂，可是遇上民国初年无休止的内战，根本无法安心做生意，刘锡三无奈之下，将工厂迁到了天津法租界之内，才有了和平的经商环境，企业才因此而做大。刘锡三在天津法租界开办的“盛锡福帽厂”，由于经营得当，竟然打败了当时风靡中国的日本草帽、将日本草帽生生逐出了中国市场。刘锡三的案例，出处为《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181页，张鹏程的回忆文章《驰名中外的天津盛锡福帽厂》

1932年，红军杀入福建省漳州县。在此前听到风声的厦门人民，已经有好几千人涌进鼓浪屿公共租界避难，红军实际杀入漳州之后，又有25000人涌进鼓浪屿公共租界避难。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英国人犯罪，依英国法律管；中国人犯罪，依中国法律管。所以，在1850年代的时候，上海租界里的英美巡捕，每次抓到中国人犯，都移交给上海县的清朝衙门办理。每天大约20起刑事案件左右。上海县衙门借口看不懂英文案卷，往往草率放人。重获自由的犯人往往再次潜入租界、继续犯罪。洋人对上海衙门的做法很不满。

这里透露了两个信息：1、在上海租界，外国警察抓到中国贼，是依照条约、送到清政府衙门的；2、清政府衙门放纵犯罪。这是很鲜明的对比。

会审公廨里的正主审官是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上海租界的监狱也不是专门关押中国犯人的，它里面关押的洋人囚犯人山人海、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什么国籍的犯人都有。请参阅上海官方编写的《上海租界志》，里面有许多客观的真相以及翔实的数据。

就连对待小贩，租界做得都不错。1928年，厦门鼓浪屿遍地是小贩，不但堵塞道路，而且有碍市容。但是鼓浪屿租界工部局不但没有虐待、取缔小贩，而且还与华侨王其华合作、建了一个“鼓浪屿市场”，将路边小贩安置到市场内、统一管理，给了小贩一条活路。肉食者如何对待穷人，是一块很好的试金石。

租界的法治清明，直接促进了大清国的司法改革，当年外国殖民者对清政府明着说：“只要大清国改善司法公正问题，我们可以归还租界”。这件事直接刺激了满清政府、并启动了晚清司法改革，废除了凌迟、枭首等一系列野蛮的酷刑，并建立了大清国的律师制度和人权保护的初步框架。

租界真相5：租界侵犯的是官家的利益，但有利于老百姓

租界侵占的是中国的两大权力：行政管理权、司法主权。

大清国的行政管理权并非来自于人民的选举，而是来自于皇帝的指派。换言之，帝国主义侵略者侵犯的是大清国皇帝和官家的权力，而不是国民的权力。

再说治外法权：租界内适用外国法律。众所周知：大清国的立法权也不在老百姓的手中，而是在皇帝和官家阶级的手中。换言之，帝国主义者侵犯的是官家的立法、司法权力，而不是老百姓的权力（在独裁体制下，老百姓压根就没有权）。再说：在清末民初年代，外国司法比中国司法更公正、更文明、更讲道理。

租界首先带动周边的经济：消费、就业、市政建设……租界对于官家和“爱国公知”而言，是心头一团淤血，可是对于老百姓而言，租界却是能带来实惠的一个好东西。这也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所谓的“爱国”，是封闭文化的体现，严重自恋，拒绝与外来文明交流，拒绝正式自身的不足和缺陷，通过封闭来捍卫专制。

自从1930年开始，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相当于租界政府），就出现了中国人董事（即：委员）、参与租界公共事务的决策。换言之，帝国主义已经开始逐渐吸引中国人进入租界政府，不再垄断租界的行政权力。

在1871年，大清国和日本签署了《清日修好条规》，文中有如下的约定：“…....两国指定各口岸，彼此均可设置理事官，约束己国商民，凡交涉财产词讼案件皆归审理、各按己国律例核办…...”换言之，依据《清日修好条规》，大清国在日本享有治外法权，日本也在大清国享有治外法权。1882年，大清国又在朝鲜取得了治外法权。1884年，大清国更是在朝鲜取得了“仁川清租界”（即：中国租界）。大清国还在朝鲜驻军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