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意义 (Roy F.Baumeister )

父母们常说：“我只希望我的孩子快乐。”你很少听到他们说：“我只希望我的孩子生活充满意义。”然而，有意义的人生看来是大多数人的愿望。我们对无意义充满畏惧。我们文化中任一方面的“虚无主义”都让我们忧心忡忡。意义感的丧失让我们情绪低落。意义究竟为何物？我们为何如此需要它？

我们先看后一个问题。诚然，快乐与有意义常有部分重叠。也许一定程度的意义是快乐的前提，一个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假如真是这样，人们或许会纯粹工具性地追求意义，把它作为通往快乐之路的一个阶梯。但是那样的话，为了意义追求意义是否合理呢？假如这不合理，我们该如何解释人们选择人生有时更看重意义而非快乐呢？

有意义的人生与快乐的人生之间的不同，正是我与凯瑟琳·沃斯（Kathleen Vohs）、詹妮弗·阿克尔（Jennifer Aaker）及艾米莉•嘎宾斯基（Emily Garbinsky）三位社会心理学同仁完成的一项研究的重点。我们的研究结果发表在今年八月的《积极心理学》期刊上。该项研究调查了近四百名年龄在18岁到78岁之间的美国公民，了解他们对自己生活的快乐程度和有意义程度的看法。我们不提供任何关于快乐或意义的定义，因此调查对象采用的是自己的理解。通过询问大量其它问题，我们能够了解哪些因素和快乐相关，哪些和有意义相关。

正如你可以想见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两种状态存在大量重叠部分。近半人生意义的变量，可以解释为快乐的影响；反之亦然。然而利用统计学上的限定手段，我们得以将这两种状态区分开，找出每种状态中不受另一种状态干扰的、“纯粹的”因素。我们还进一步缩小范围，寻找对快乐与意义有截然相反效果的因素，或至少是与一方存在正相关、但与另一方毫无正相关迹象（负相关或零相关也行）的因素。这一方法帮我们找到了快乐与有意义之间的五大重要差异；在这五个领域里，美好人生的两个版本分道扬镳。

第一大差异势必和满足人的所想和所需有关。得偿所愿是快乐的可靠源泉之一，这点并不出奇。但它对于人生的意义却毫无贡献，甚至还可能有负面影响。觉得自己生活舒适的人比觉得自己生活艰难的人更快乐。快乐的人会说他们买得起自己想要的和必需的东西。健康能够增进快乐，但不能添加意义。健康的人比病人更快乐；但是病人的生活并不因此缺少意义。得到所想和满足必需能让人感觉良好；你感觉良好的时候越多就越快乐。你感觉欠佳的时候越少也就越快乐。但是事实证明，感觉好与感觉差发生的频率与人生的意义无关；即便在最严酷的条件下，生活也能充满意义。

第二大差异关乎时间的范围。人们对快乐和意义显然有完全不同的时间体验。快乐关乎现在，而意义则关乎未来，或更准确地说，关乎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联系。人们越是花时间思索未来或过去，他们的人生就越有意义；相应地，也越不快乐。人们花在想象未来的时间与更有意义和更不快乐的人生之间有特别强烈的关联（担忧也是如此，后文再讨论）。反过来说，我们花越多的时间考虑此时此地，我们就会越快乐。苦难往往也集中在当下此刻，不过人们快乐的时候往往比痛苦的时候多。假如你想使快乐最大化，关注当下此刻看来是个不错的建议，尤其当你的所需已经得到满足之际。另一方面，意义则不同，它似乎来自于人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组织成某个连贯故事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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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解释了为何我们如此关心意义的问题。也许是为了让快乐能够持久。快乐看来关乎现在且稍纵即逝，而意义则从现在向过去和未来延伸，看来更稳定。为此，人们也许认为，追求有意义的人生从长远来看将有助于保持快乐。他们也许是对的；不过从经验来看，快乐常常也有相当程度的连续性。今天快乐的人，此后数月或数年内也很可能是快乐的。今天因为某事而不快的人，在遥远的未来通常也会因其它事情而不快。感觉上快乐好像来自外部世界，但是有力的证据告诉我们：快乐更多地源自内心。撇开这些事实，人们觉得快乐是此时此地的体验，不能指望它持续下去。相比之下，意义被视为一种可以持久的东西。因此，人们也许以为，通过培养人生的意义，他们能够为一种更持久的快乐奠定基础。

第三大差异围绕社交领域。不难想象，与他人的关系对于人生的快乐和意义都很重要。独来独往和人生的快乐感不足及有意义程度低相关联；内心的孤独感也是一样。然而，是社会关系的性质决定了这种关系会带来快乐还是意义。简单地说，意义源于你对他人的***，而快乐来自于他人对你的***。这和世俗的看法有冲突。广为流传的假设认为：帮助他人会给自己带来快乐。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假设所言不差；只是其效果完全取决于意义与快乐之间的重叠。帮助他人对不受快乐影响的意义而言有巨大的、积极的作用。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能对不受意义影响的快乐有什么贡献。如果说有什么作用的话，其效果也是反方向的：一旦我们修正了它对意义的贡献，帮助他人实际上会降低我们自己的快乐程度。

当询问调查对象花多少时间来照顾孩子的时候，我们找到了以上现象的应验。对于不是父母的人来说，照顾孩子对人生的快乐或意义都没有贡献。显然，照顾别人的孩子既不是非常愉快也不是非常讨厌的事儿；你也不会觉得它充满意义。然而对父母来说，照顾孩子却是人生意义的一个重要源泉，不过依然与快乐无关。也许是因为孩子们有时令人高兴，有时又让人感到充满压力和厌烦，结果两相抵消。

我们还让调查对象进行自我评估，看看自己是“给予者”还是“获取者”。视自己为给予者的人，相应地，他们的生活也往往更有意义但更少快乐。获取行为对人生的影响却相对较弱，可能是因为人们不愿承认自己是获取者。即便如此，相当明显的是，获取者，或至少认为自己是获取者的人，人生的快乐增加而意义减少。

社交生活对人生的快乐与意义的贡献还受到社会关系深度的影响。花时间和朋友在一起让人更快乐，但却无关意义。与哥们儿喝啤酒，或者和朋友共进午餐相谈甚欢，这些可能会让人感觉愉快；但总地来说，它们和人生的意义关系不大。相形之下，花时间陪伴自己爱的人和高度的意义有关，却与快乐无关。这种不同的原因大概就在于社会关系的深度。和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常常花在简单的娱乐活动上，没有太多的利害攸关，因而虽然不会为人生添加意义，但却可以让人感觉良好。如果朋友的脾气不好或让人生厌，你大可扬长而去。和你爱的人在一起却不会这么一律地让你开心。有时你必须付账单，照顾病人或做些修理工作，还有其它一些你不得不做的琐事。当然，你爱的人也可能很难对付; 那样的话，你通常要努力经营你们之间的关系，充分讨论消除分歧。争吵本身更多的是和意义而非快乐相关，这恐非偶然。

第四大差异和人生的奋斗、难题、压力等相关。总体而言，这些问题和快乐感降低、意义感提高相关。我们询问调查对象：他们最近经历过多少积极和消极的事件。结果，经历许多积极事件的人看来感觉人生更有意义，也感觉更快乐；这不足为奇。但是消极事件就不一样了。高度有意义的人生遭遇大量消极的事件，其快乐程度顺理成章地降低了。压力和人生中的消极事件，尽管和有意义的人生存在正相关，对于快乐却实在是两股强大的打击力量。对于快乐但不太有意义的生活是啥样儿，我们开始有点认识了。压力、难题、担忧、争执，反映了人生的挑战和奋斗；纯粹快乐的人其生活中明显地缺少甚至没有这些烦恼。但这些烦恼看来总是高度有意义的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退休前后的过渡期数据表明：没有了工作的要求和压力，人们的快乐程度提高了，但有意义程度却降低了。

有人会去寻找压力来为自己的生活增添意义吗？更为可能的是：人们通过追求某些有难度和存在不确定性因素的事业来寻找人生的意义。企图有所作为的努力为我们的人生带来起起伏伏；虽然快乐的净收益最终也许不高，但是不论怎样，这一过程都给人生带来意义。举个和我们相关的例子, 从事研究工作极大地提高了我们人生的意义感（还有什么事儿比提高人类知识的库存更有意义呢？）。但是研究项目的进展很少能一帆风顺；研究过程中的失败和挫折会降低快乐的程度。

最后一组差异和自我与个体的身份认同有关。表达自我的活动是人生意义的重要源泉之一；这类活动大多与快乐无关。在我们的列表上，询问调查对象关于某些活动如工作、锻炼身体、冥想等是否自我的表达或反映的总共有37项。其中，调查对象认为和有意义的人生有重大正相关的有25项，负相关的一项也没有。这37项活动中，只有两项（社交和无酒精聚会）和快乐正相关，其它一些甚至和快乐负相关。对快乐最为不利的是担忧；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爱操心的人，这个消息怕会让你相当沮丧。

假如快乐人生的要旨在于如愿以偿，那么有意义人生的要旨看来在于表达自我。即便是对自身身份和自我定义的关注也和追求更多的人生意义有关，尽管这种关注也许和快乐无关（如果不是对追求快乐完全有害的话）。这看起来几乎自相矛盾：快乐是自私的，其要旨在于如愿以偿以及让他人为你服务；但是自我和意义的关系却比和快乐来得紧密。自我表达、自我定义、打造好名声以及其它和自我有关的活动更多的是关乎意义，而非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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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是否真的帮助我们了解了点人生的意义呢？对这个问题肯定的回答取决于某些值得商榷的假定，尤其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假定：在关于自己的人生有否意义的问题上，人们会说实话。另一个假定是：我们有能力给出真正的回答。我们真知道自己的人生有否意义吗？那样的话，我们不用准确地说出人生的意义为何吗？回忆一下：关于人生的意义，我和我的同事并没有为调查对象提供定义；我们也没有要求他们给出定义。我们只是要求他们评估一下自己对类似于以下的声明赞同的程度：“总体而言，我认为我的人生是有意义的。” 深入检视生命的意义也许能帮助我们澄清一些基本的原则。

首先，什么是生命？安东尼·马拉（Anthony Marra）2013年的《生命现象的集合》（A Constellation of Vital Phenomena）提供了一种解答。这是一本感人的小说，讲的是经历最近两场战争之后的车臣。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被困在自己的公寓中无所事事，于是她开始读自己姐姐苏联时期的医药辞典。这本书不能给她提供什么有用的、甚至只是可以理解的信息，除了她用红墨水圈起来的关于生命的定义：“生命是生命现象组织、应激、运动、生长、繁殖、适应的集合。”在某种程度上，那就是“人生” 的意义。我要补充的是：我们现在知道生命是一种特殊的物理过程：不是原子或化学成分本身，而是它们高度有组织的一种舞蹈。肉体含有的化学成分在死亡前后是几乎相同的。死亡不会改变任何一种物质，但是却完全改变了有机体整体的动态。尽管如此，生命依然是纯粹的物理现实。

“意义”的意思要复杂得多。和人生一样，字词和句子都有意义。但是这两种意义是一回事吗？在某种程度上，“人生”的“意义”可以是字典里一个简单的定义，就像上文中我给出的那样。然而当人们追问人生的意义时，他们想要的不是那样的解释；给他们那样的解释就和让身份危机【1】的患者读他们驾照上的名字一样于事无补。语言学的意义与人生的意义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区别：后者似乎包含了一种价值判断，或一堆的价值判断，从而暗含了某种情绪。数学课的家庭作业充满了意义，因为它全部是由概念的网络组成；而概念换句话说就是意义。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做加法运算时人们不会投入什么感情，所以他们通常不会将其视为令人感兴趣有意义的事情。（事实上，有些人极为讨厌做数学，有些则对于做数学题有焦虑感，但是这些反应几乎不会导致把数学看作人生意义的一种来源的看法。）

人生意义的问题实际上是人生有意义的问题。即使字典里对我们的人生有定义,我们也不仅仅想知道这样的定义.我们想要让自己的人生有价值，符合某种可理解的背景。不过这些存在层次上的烦恼看来触及了纯粹语言学范畴的“意义”一词，因为它们会带来理解和精神联想。值得注意的是：有意义的人生的许多同义词说的也只是语言上的内容：比如，我们谈论对人生的看法、人生的价值，或者它是否合理。要理解人生的意义，我们看来需要在这种不太崇高的层面上与意义的本质进行近身肉搏。

语言学上的意义是一种物理性的连接。两个物体可以在实物上相连接，比如把它们钉在一起，或者其中一个用引力或磁力把另一个牵引过来。但是它们也可以象征性地联系在一起。国旗和国家的关系就不是实物上的分子与分子间的连接。假如一个国家及其国旗天各一方，它们间不可能有直接的物理性的连接,但象征性的联系却依然如故。

人类的思维已经进化到了通过意义来理解事物的阶段。谈论做过和经历过的事情是人类社会化的一部分。我们的大部分知识是从他人那儿习得的，而非来自直接经验。我们的生存取决于我们对语言的学习、与他人的合作、对道德准则和法律的遵守等。语言是人类操控意义的工具。人类学家总喜欢探寻规则之外的特例，但是迄今为止他们仍然没有发现一种摈弃语言的文化。语言是人类的共性。但在这里需要指出一个重要的区别.虽然语言作为整体来说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人类发明出了特定的语言,且受文化的影响而多种多样。意义是普遍存在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发明它；我们可以发现它。再看看数学作业的例子：那些符号是人类主观发明出来的，但是5 x 8=43表达的想法本质上是错误的，这点却不是人类可以编造或篡改的。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心理学教授、神经系统科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提出了“ 左脑解释程序”的说法。这个说法指的是大脑有一部分看来几乎完全致力于用语言来描述一切经验。但是左脑解释程序的说法并不总是正确的。对做过或经历过的任何事情，人们很快想出一种解释，捏造些细节来自圆其说。他们犯的错误让加扎尼加怀疑这一程序有无价值。但是他的失望可能受到了科学家一个很自然的假设的影响；这一假设认为：思考的目的在于找到真理（归根到底，这是科学家自己该做的事儿）。恰恰相反，我觉得思考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思想会犯错误；但是当我们谈论思想的时候，其他人可以指出并改正错误。总的来说，人类以集体方式接近真理，靠的是讨论和争论，而非独自冥思苦想。

许多作家，特别是那些有冥想和禅宗体验的作家，评论说人类的大脑终日絮絮叨叨。当人试着冥想的时候，大脑会因太多想法而超载。这些想法有时被称为“内心独白”。为什么会这样？1890年出版的《心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的作者威廉·詹姆士【2】，说思考是为行动服务的，然而实际上有很多的思考看来与行动无关。不过，把想法诉诸文字是与他人交流这些想法的必要准备。交流是重要的，它是人类跟集体联系并融入集体的方式；而融入集体是我们解决生存和繁衍这一永恒的生物学难题的方式。人类大脑进化到能一整天喋喋不休是因为大声说话是我们生存的方式。说话要求人们把自己做的事用语言表述出来。熊能够下山找水喝，人也可以；但是只有人能想到“我要下山找水喝”这句话。实际上，人不仅能想到这句话，还能把它大声说出来，然后其他人会跟着一起去；或者警告说最好不要去，因为有人看到水边有一只熊。通过说话，人类共享信息并与他人建立联系；这就是关于我们人类是什么的答案。

人的大脑天生地具有将事物用语言表达出来的能力，这一点得到对儿童的研究的支持。儿童会经历如下阶段，在一个阶段他们大声地喊出所见物品的名字，在另一个阶段他们想要给各种各样的单个物品命名，比如说衬衫、动物、甚至自己的大便。（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小女儿用许多亲戚的名字来为自己的大便命名；她这么做看来不带任何敌意也不是出于无礼，但我们还是没让她告诉那些她命名的人这件事。）这种形式的思想表达对解决问题或任何我们熟悉的思考的实际用途没有直接的作用，但它确实帮助我们将生活中的具体事件转化成言语，这样我们就能和他人分享并进行讨论。大脑的进化使人得以参与集体对话（即社会性叙事）。人类理解事物的不懈努力从小处着手，开始是单个事物和事件；非常缓慢地，我们接触更大、更完整的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是在攀登意义的阶梯——从单词和概念的简单组合（句子）开始，然后到宏大叙事【3】、包罗万象的洞察力、或者无所不包的理论。

民主制度提供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例子，说明人类是如何使用意义的。自然界中不存在民主。每年无数人类群体组织选举活动，但是至今为止在其他物种中我们未能观察到这种活动。民主是人类的发明还是发现？民主或许在许多不同的地方独立产生，但其根本的相似性表明：它曾经就在某个地方，等待着被发现。民主的具体实施方法（比如，如何计票）是人类的发明。即便如此，看起来似乎是：民主的理念只是等待着被人们偶然发现、被人们使用。

对人生意义的好奇表明你已经在这个阶梯爬了好长一段路了。要理解新遇到事物的意义，人们也许会问：这东西为什么被制造出来？它是怎么来到此地的？它有什么功用？当他们谈及人生的意义时，类似的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或为了何种目的）生命被创造出来？生活怎么会过成这样？正确的或最佳的度过一生的方法是什么？想当然地认为这些问题都有答案是人之常情。孩子是这样学习香蕉的知识：它是从商店里来的，在那之前，它长在树上。它很好吃，吃的时候你先要剥掉外面的皮（这很重要），然后才能吃里面软软的甜甜的果肉。自然地，我们以为人生也能以同样的方法来理解。只要弄明白（或从他人那儿学到）它是什么和如何应对就可以了。读书、上班、结婚、生孩子？都是肯定要发生的事。人们想要搞明白这一切还有一个充足的理由：如果你有一根香蕉但不了解它，你就不能享受吃香蕉的口福。同样地，如果你的人生具有某个你所不知道的目的，你也许最终会虚度年华。假如人生有某种意义的话，与它失之交臂是多么悲哀啊！

我们开始理解“生命的意义”这一概念是如何将两个大不相同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的。生命是一个物理和化学反应的过程。意义并非实物间的连接，而是某种存在于符号网络与上下文中的东西。由于生命的意义不是纯粹的实物，它才能够跨越漫长的距离，穿越空间与时间来建立联系。还记得我们关于快乐与意义的不同时间范围的调查结果吗？快乐可以接近物理现实，因为它就发生在此时此地。从某种重要意义上讲，虽然没有什么类似意义的东西，动物可能也会快乐。与快乐不同，意义以超越实物连接的方式把过去、现在与将来联系在一起。当代的犹太人庆祝逾越节【4】时，或者当基督徒象征性地喝上帝的血、吃上帝的肉来庆祝圣餐时，他们的行动是由与在遥远的过去发生的事件（当然，是否确有其事还有待商榷）间的象征性关联引导的。把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并非多米诺骨牌逐个倒下那样的实物连接，而是跨越了数个世纪的一种精神上的联系。

人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并不仅仅是出于纯粹无聊的好奇或害怕错过的心理。在人类生活中，意义是一种强大的工具。理解这工具有何用途能够帮助我们在不断变化的人生过程中体会其它的事物。生物或许总是处于变化之中，但无穷无尽的变化使得生命达不到平静状态。生物渴望稳定，试图与环境和谐共处。他们想知道如何觅食、汲水、得到遮蔽等等。他们发现或创造可供休息可保安全的所在。他们可能多年待在同一个地方。换句话说，人生无常，在此过程中人们不断努力地减慢或停止变化，直至死亡。要是人生可以定格就好了，最好定格在某个完美时刻。那就是浮士德与魔鬼打赌的故事那个深刻的主题。浮士德丢掉了灵魂，因为他挡不住让人生停留在美好一刻的诱惑。这类愿望不过是白日梦罢了。直至结束，生命都不会停止变化。但生物还是尽力构造某种程度的稳定，减少不断变化带来的混乱以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现状。

相比之下，意义很大程度上是固定的。语言成为可能，只有当词语对每个人而言含义相同，从今天到明天意义不变才行。（语言确实会变化，但这种变化来得缓慢且相当被动。语言要实现其功能，相对稳定性是必须的。）因此意义成为一种重要的工具；通过这一工具，人类在其世界里建立了稳定性。通过对四季更替的认识，人们得以规划未来几年的生活。通过建立持久性的产权，人们得以开发农场、种植庄稼。

至关重要的是，人类通过合作来使得某种理解得到推广。语言必须是共享的，因为属于个人的语言不能算真正的语言。通过互相交流和一起努力，我们创造了一个可预见的、可靠的、可信赖的世界：在这里，你能乘公车或飞机到你想去的地方；你知道下周二再买食物也可以；下雨或雪的时候你不必睡在露天，可以躺在温暖干爽的床上；等等。

婚姻是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意义如何栓住这个世界、且为其增加稳定性。大多数动物只是配对，虽然某些动物有长期甚至终生的伴侣，但只有人类才结婚。我研究亲密关系的同事会告诉你：结婚多年后，两人的关系依然在不断发展与变化。然而，婚姻这一事实是不变的。即使你对配偶的感情和行为也许发生了很大改变，但是你已婚的事实不会每天都不同。婚姻将这些起起伏伏熨平，帮助稳定两人的关系。这是已婚的夫妇比未婚的男女朋友更有可能长相厮守的原因之一。随着时间的流逝，追踪你对恋人的感情会变得困难、复杂起来，并且还可能总是不完整。但要知道你何时从未婚进入已婚状态是容易的，因为结婚登记发生在某一确切的场合，且被正式记录下来了。意义比情感更稳定，所以生物把意义看作它们对实现稳定的无止境追求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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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出版的《人类对意义的追寻》（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一书的作者、奥地利精神分析思想家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试图修正弗洛伊德的理论，把对有意义的普遍渴望加入弗洛伊德的其他驱动力行列。弗兰克尔强调目的意识。毫无疑问，那是人生意义的一方面但并非全部。我自己对人们如何找到人生的意义的研究，最终落实到一份“意义的四种需要”清单。这份清单在随后几年中被证实很能站得住脚。

这份清单的要点在于，当你拥有满足所有四种需要的东西时，你会发现人生是充满意义的。相反，未能满足这些需要中的一种或几种的人有可能会发现人生的意义不足。任何一种需要状况的改变应该也会影响人们对人生意义的看法。

第一种需要是目的。弗兰克尔是对的：没有目的，人生会缺少意义。目的，是一个未来事件或状态为现在搭建的框架，将不同时期连接成一个故事。目的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朝向某个特定的目标（比如，赢得冠军、成为副总统、或者让孩子健康成长），二是实现某种状态（快乐、精神救赎、经济安定、智慧）。

人生的目标有三个来源，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的人生目的也就相应地具有三个基本来源。一是本性。本性把人塑造成有一个特定目的（即通过食色来维持生命的延续）的生物。本性不关心你是否快乐，不论你有多么强烈的追求快乐的愿望。我们的祖先是那些擅长繁衍后代、并且活得够久成功繁衍了后代的人们。本性为你规定的目的不是无所不包的。只要你成功地活着，并且迟早生育后代的话，本性并不关心你某个星期天下午干了些什么。

人生目的的第二个来源是文化。文化告诉我们什么有价值，什么是重要的。某些文化相当确切地规定了你的人生方向，为你指定了一个特定的社会地位，如农民、士兵、母亲等等。其它一些文化则为你提供了更为宽广的选择范围，不会施加过多的压力来迫使你接受某个选择，尽管某些选择会得到更多的奖赏。

这就为我们带来人生目的的第三个来源——你的选择。尤其是在当代西方国家，社会给个人提供了广阔的人生路向，你来决定要走向何方。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比如兴趣、天资、惰性、高工资、好福利等等，你选择了一系列的人生目标（比如你的职业）。你把本性与文化所绘制的人生草图充实起来，创造出自己人生的意义。你甚至可以选择藐视那张草图：许多人选择不育，有些人甚至选择自杀。还有许多人抵制和反叛文化为他们设定的选项。

意义的第二种需要是价值。这意味着辨别是非善恶的基准。“好”和“坏”位列儿童最先学到的一批词汇表中；它们是最早出现的、最具文化普遍性的概念，同时也是家养宠物有时习得的少数词汇。至于大脑的反应，人对于事物好与坏的感觉反应极为迅速，几乎就在你认出那东西是什么的同时完成。独居动物判断好坏根据的是它接触事物时的感觉，也就是以对象给它带来的是好处还是伤害为标准。而人类，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物，可以从更高的层次来认识好坏，比如道德品质的层次。

在实践中，当事关人生意义的时候，人们需要找到让他们的生活看上去积极正面、肯定他们的身份和行为的正当性的价值。最终，正当性取决于社会整体共同的判断，因此个人需要具有让社会其他成员（尤其是执法部门人员）能够满意的解释。同样地，本性提供了部分价值，文化则进一步丰富了价值的库存。人们能否创造自己的价值，这一点尚无定论。但是，某些价值确实源于内在的自我，并由此生发开去。人的内心拥有某些强烈的渴望，能够决定其对事物的反应。

意义的第三种需要是效用。有了目标和价值，但是不能实现它们，人们同样得不到满足。人们喜欢有所作为的感觉。他们的价值观必须在工作和生活中得以体现。或者，反过来看，人们必须能够让现实事件朝（根据他们理解的）积极方向发展、远离消极后果。

最后一种需要是自尊。活得有意义的人，通常拥有某些视自己为好人、甚至稍微好过某些他人的理由。至少，人们需要相信：假如自己胡乱抉择、行为不检、或者表现不佳的话，生活要糟糕一些。人们需要相信自己已经赢得了某种程度的尊敬。

综上所述，有意义的人生有四大属性。它有目的，赋予人生以方向，指引我们从过去、现在直至未来的行动。它有价值，使我们有能力判断善恶，并且还赋予我们的行动和奋斗以正当性。它的标志是其效用，即我们的行动对于实现我们的目标和价值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最后它还提供给我们一个基础，使我们可以积极向上地看待自己，视自己为有道德有价值的人。

人们追问生命的意义何在，好像就此存在唯一正解似的。这个问题没有唯一的答案，却有成千上万种不同的理解。倘能找到对目的、价值、效用和自尊这四大问题的回应，那么人生便会是有意义的。真正具有永恒性和统一性的，不是那些答案，而是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