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巴坎地区的Lykov一家

西伯利亚的夏季时间不长，雪一直下到五月，九月又开始转冷，将整片针叶林冻结静止，荒芜冷寂得可怕。冬眠的熊和饥饿的狼散布在无边无际的松树和桦树林中。山峰峻峭，激流奔涌穿过山谷，数十万的沼泽全部结冰。这片森林是地球上最后也是最大的一块荒野，北起俄罗斯北极地区顶端，南至蒙古，西起乌拉尔山脉，东达太平洋，总面积五百万平方英里。除了少数几个市镇外，其余地区人口只有几千人。

然而，当天气转暖，针叶林开花，在这短暂几个月中甚至看上去很怡人。这个时候人们才能将这个隐蔽世界调查清楚，不过得从空中而非地上，因为针叶林能吞没整个探险队。西伯利亚是俄罗斯大部分油和矿藏的来源。这么多年来，为发现油矿，建立营地，提取财富，勘探员和调查员甚至飞越了最偏远的地区。

1978年夏季，森林遥远的南端，一架载有一群地理学家的直升机在寻找一处安全的着陆区。飞机飞掠过距蒙古边境数百英里的山顶林木线，偶然进入亚巴坎地区一条不知名支流流经的密林山谷中，河水奔腾穿过这片险峻的地区。山谷很狭窄，有些地方谷壁接近垂直。细长的松树和桦树在直升机旋翼带来的向下气流吹动下舞动着，它们十分茂密，根本找不到可供降落的场所。当飞行员透过挡风玻璃向外凝视寻找降落点时，却有了意外的发现。那是一块空地，在6000英尺的山腰上，楔入松树和落叶松之间，刻着看上去像又长又暗的沟纹。疑惑的机组人员在上面飞了好几趟，最后不得不得出结论，这是人类定居的证据。从空地的尺寸和形状来看，是一个花园，而且存在了很长时间。

这个发现令人震惊。这座山离最近的人类聚居点超过150英里，从未被勘探过。苏联官方的记录里这里无人居住。

飞行员把他看到的告诉了机上这四名来此勘察铁矿石的科学家，这使他们感到困惑和担忧。“（在这片针叶林中）碰到野生动物要比碰到陌生人安全”，作家Vasily Peskov如是写道。最终这些科学家们决定前往拜访，而不在他们自己10英里远的临时营地等待。他们由地质学家加琳娜·皮斯门斯卡娅（Galina Pismenskaya）率领，“选择一个晴天，并在包中装上给我们未来朋友们的礼物”。然而，她回忆道，“我的确检查了我腰间别的手枪。”

当这群造访者爬上山，向飞行员发现的场地进发时，他们开始见到人类活动的迹象：崎岖的道路，木棒，横跨溪流的圆木，最后是一个小屋，放满了桦树皮容器，里面装着干了的土豆切片。皮斯门斯卡娅说，

河边有栋住房。小屋全是由针叶树林的废物堆积起来，有树皮，木条和木板。由于历时久远和雨水冲刷而变得破旧不堪。如果不是一扇和我背包口袋一样大的窗户，很难相信有人住那里。但他们的确住在里面，毫无疑问......正如我们看到的，我们的来到被发现了。

低矮的房门发出吱呀声，出来了一个老人，仿佛从童话里直接走出来。他光着脚， 粗麻布质衬衣和裤子补了又补，胡须和头发都很凌乱。他看起来很害怕，很集中注意......我们得说点什么，于是我开口了：“您好，老爷爷！我们来拜访您！”

老人没有马上回答......最终，我们听到一个柔软而不确定的声音：“嗯，既然你们走了这么远，你们最好进来。”

地质学家们进屋后看到的仿佛是来自中世纪的情形。小屋是用手头的任何可用材料简易地搭建起来的，并不比洞穴强多少。“低矮的，熏黑破旧的小木屋，跟冰窖一样冷”，地上铺满土豆皮和松子壳。在昏暗的光线中，来访者们发现屋里只有一间。屋子狭小，霉腐，极其肮脏，由下垂的托梁支撑着，但令人吃惊的，这是一家五口的住房。

啜泣声和唱《哀歌》声突然打破了沉静。这时我们才看见两个女人的轮廓。一个正竭斯底里地祈祷着：“这是因为我们的罪过，我们的罪过。”另一个一直呆在桩后面......慢慢停住。光线透过小窗照到她宽而恐惧的双眼，我们意识到我们得赶紧从这儿出去。

皮斯门斯卡娅带着科学家们赶紧走出小屋，退到几码远的一处，并取出食物开始吃。约半小时后，小屋门吱呀地开了，老人和两个女儿走了出来，她们不再竭斯底里，但仍明显地恐惧，并“显然很好奇”。三个奇怪的人小心地接近并与来访者坐在一起，拒绝接受任何东西：果酱、茶和面包，并喃喃地说：“我们不允许拿！”当皮斯门斯卡娅问道，“你们吃过面包吗？”老人回答：“我吃过，但她们没有。她们从没见过。”至少他能与人交流。两个女儿说的语言由于一生与外界隔离而变得扭曲。“当两姐妹说话时，听上去就像缓慢的，模糊不清的咕哝。”

通过数次走访，这一家的故事逐渐浮现在人们眼前。老人名叫Karp Lykov，是一位旧礼仪派教徒——这是原教旨主义俄罗斯东正教宗派，其礼拜形式自17世纪一直未改变。旧礼仪派教徒自彼得大帝统治时期就受到迫害，雷科夫谈起这些，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彼得是他的仇人，“以人力违抗基督”——他坚称的这一点在沙皇强制“基督徒剃须”以使俄罗斯民族现代化的运动中得到充分证明。而这悠久的仇恨与更近在眼前的抱怨合流了：卡普会同样抱怨道，1900年左右一位商人拒绝向旧教徒提供26普特（940磅）的土豆赠品。

当无神论的布尔什维克当政后，雷科夫一家处境更加艰难。在苏联时期，为逃避（沙皇）迫害而逃到西伯利亚的孤立旧教团体开始向离聚居区更远的地方撤退。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中，基督教本身都受到攻击。一支红军巡逻队在他们村庄郊区射杀了雷科夫的哥哥，而当时雷科夫正跪在哥哥身边祈祷。于是，他带着家人逃入森林中。

那是1936年，雷科夫一家只有四人：卡普，他的妻子Akulina，9岁儿子Savin和只有2岁的女儿Natalia。他们带着财产和种子，开始进入针叶林更深处，建造了一系列简陋的住所，直到最终发现这个与世隔绝的场所。在森林里又有两个小孩出生了——1940年Dmitry)，1942年Agafia——雷科夫家中最小的几个孩子都没有见过除家人外的其他人。阿加菲娅和迪米特里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全部来自他们父母讲述的故事。一家人最大的乐趣，俄罗斯记者Vasily Peskov写道，“就是每个人讲述自己的梦”。

雷科夫家的小孩知道有叫城市的地方，那儿人们挤在一起住在高楼里。他们听说过俄罗斯以外的国家：但这些对他们而言都只是抽象的概念。他们的阅读材料只有祈祷书和旧时家庭版《圣经》。阿库丽娜用福音书教子女读写，用削尖的桦树枝蘸忍冬植物汁作为笔和墨。当阿加菲娅看到一幅马的画时，她从母亲的圣经故事中认出来了。“看哪，爸爸”，她喊道，“一匹战马！”

雷科夫家的小孩知道有叫城市的地方，那儿人们挤在一起住在高楼里。他们听说过俄罗斯以外的国家：但这些对他们而言都只是抽象的概念。他们的阅读材料只有祈祷书和旧时家庭版《圣经》。阿库丽娜用福音书教子女读写，用削尖的桦树枝蘸忍冬植物汁作为笔和墨。当阿加菲娅看到一幅马的画时，她从母亲的圣经故事中认出来了。“看哪，爸爸”，她喊道，“一匹战马！”

如果很难理解他们一家的这种与世隔绝，那么他们生活的极端艰辛却不难理解。尽管沿亚巴坎河乘坐小船，要步行到雷科夫家仍是极端费劲。佩斯科夫愿意成为这家的主要记录着，在他第一次来访时，他写道，“我们走了250公里（155英里），没有见到一处民房！”

与世隔绝使得在野外生存几乎不可能。单单靠着他们自己的资源，雷科夫一家艰难地替换了他们带进来的少数几样东西。他们制作桦树皮套鞋代替鞋子。衣服补了又补，彻底破碎后换上由种子长出来的大麻布质衣服。

雷科夫一家带上了简陋的纺车，并不可思议地带上了织布机的组件。随着他们向密林更深处迁移，把这些东西从一处搬到另一处一定需要漫长而艰辛的历程。不过他们没法替换金属。他们的两个壶用了很多年，当最终生锈不能用时，他们只能用桦树皮做成壶。由于树皮不能放在火上，所以做饭要难得多了。当雷科夫一家被发现时，他们的主食是混有黑麦和大麻籽的土豆馅饼。

从某些方面来说，佩斯科夫解释道，针叶林的确恩赐丰富：“房子边上是一条清澈寒冷的河流。成片的落叶松、云杉、松树和桦树生产的一切都可以任意取用......野桑果和山莓触手可得，柴火也是。松子正好落在房顶上。”

然而雷科夫一家一直处于饥饿的边缘。直到50年代后期迪米特里长大成人后，他们才开始捕猎获取肉食和皮革。没有枪甚至是弓，他们只能挖陷阱，或是沿山追逐猎物直到其力竭倒下。迪米特里养成了惊人的忍耐力，能在冬天赤脚出去打猎，有时需要数日，期间在野外零下40度的环境下睡觉，回来肩上扛着一只幼麋鹿。然而通常是没有肉的，他们的伙食也越来越单调。野生动物破坏了他们种植的胡萝卜，阿加菲娅回忆道，50年代后期是“饥饿的年代”。“我们吃花揪浆果的叶子”，她说，

根，草，蘑菇，土豆上衣，树皮。我们一直很饿。每年我们都要开家庭会议，决定是把所有东西吃光，还是留点做种子。

在这种环境下，饥荒的危险始终存在。1961年的六月份下了雪。严重的霜冻杀死了他们园子里种的所有东西。来年春天一家人只能吃鞋子和树皮。阿库丽娜选择让孩子们先吃，那年她死于饥饿。其他人被一样他们视作奇迹的事情所拯救：一粒黑麦种子在他们豌豆地里发芽了。雷科夫一家在周围围了一圈护栏，全身心地日夜守护，驱赶老鼠和松鼠。收获季节，这棵独苗结了18个谷粒。由此他们艰难地重新种上黑麦庄稼。


当这些苏联地质学家逐渐了解雷科夫家庭时，他们意识到自己曾低估他们的能力和智慧。每位家庭成员都有鲜明的个性。科学家们从营地带来的最新科学进展常常让老卡普高兴。尽管他固执地不相信人类已经登月，他还是很快接受了卫星的思想。雷科夫一家早在50年代就注意到了，那时“星星开始快速穿过天空”。卡普自己想出了一个理论来解释这一点：“人们发明了什么东西，正在发射很像星星的火。”

“最使他吃惊的”，佩斯科夫记录道，“是一个透明的玻璃纸包裹。‘天啊，他们都发明了些什么啊——这是玻璃，却可以折！’”尽管他已经80多，卡普仍严格保持自己家庭领袖的地位。他的大儿子，萨文，对此的处理是将自己塑造成为家庭宗教事务的不可动摇的权威。“他信仰坚定，人却很严酷”，他的父亲如此评价他。卡普似乎担心在他死后，如果萨文掌权，家庭可能的境遇。大儿子掌权肯定不会受到来自娜塔莉亚的阻力，她总是努力代替她母亲成为家庭的厨师、裁缝和保姆。

另一方面，两个更年幼的子女对于变化和革新更开放，更能接受。“阿加菲娅身上盲从的烙印并不十分深刻”，佩斯科夫写道。适时地他逐渐意识到，这个雷科夫家族中最年幼的一员有反讽意识，能拿自己开玩笑。她的声音很单调，单音节词被拖展成多音节：这种不寻常的语音使一些拜访者认为她智商低下。实际上她非常聪明，负责记录时间，这在没有日历的家庭中是非常困难的任务。深秋徒手挖掘新地窖，并在太阳下山后继续工作：这对她而言也不是难事。佩斯科夫吃惊地问她黑夜独自在荒野是否害怕，她回答道：“那儿能有什么出来伤害我呢？”

然而，在雷科夫家族所有人中，地质学家们最喜欢迪米特里，他是一个完美的常年在外劳作者，了解针叶林的所有情绪。他是家族成员中最好奇，也许是最有远见的。是他打造了家庭火炉和所有储存食物的桦树皮桶。也是他花好几天手工切削和刨平家人伐倒的圆木。也许这就不奇怪，他是最痴迷于科学家们的技术的。双方关系不断深入，直到雷科夫一家终于被说服，来参观苏联在城镇的营地。迪米特里在这小小的锯木机旁愉快地度过了好几小时，惊异于这圆锯和车床能如此容易地做完木工活。“不难理解”，佩斯科夫写道，“要花迪米特里一两天刨平的圆木，在他眼前转化为美丽、平整的木板。迪米特里用掌抚摸平板，说道：‘真好！’”

卡普·雷科夫想清除所有这些现代化的影响，为此他与自己展开长期却渐渐失败的斗争。当他们最初与地质学家们相识时，他们一家只接受一样礼物：盐。（40年没有盐，卡普说，是“真正的折磨”。）然而渐渐地他们开始收取更多。他们接受了地质学家们中的一位特殊朋友的帮助，他叫Yerofei Sedov，一名钻工，花了绝大部分空闲时间帮助他们种植和收获庄稼。他们接受了小刀、叉子、把手、谷物，最终甚至有钢笔、纸和手电筒。这些革新的大部分只是被勉强承认，但是他们在地质学家营地遇到的电视“罪恶”对他们极有诱惑......在他们很少的几次到来中，都会雷打不动地坐下来观看。卡普就坐在屏幕前。阿加菲娅从门后探头来看，她立刻祈祷试图消弭自己的罪过——低语，对自己发怒......老人看过后会勤勉而彻底地祈祷。

也许，雷科夫家庭奇怪的故事中，最悲伤的一面，就是在他们与外部世界重建联系后，家族成员的迅速减少。1981年秋，四个子女中的三个，在几天之内逐个追随母亲长眠地下。据佩斯科夫所写，他们的死亡并非因为（与外人接触）染上没有免疫力的疾病，而这是可能的预期。萨文和娜塔莉亚都有肾衰竭，这最有可能是由于他们粗劣的饮食。但是迪米特里死于肺炎，这可能是源自他新朋友那的感染。

他的逝去使地质学家们震惊，他们曾拼命地想救他。他们提议叫来直升机并把他转移到医院。但迪米特里在濒危时，不愿抛弃自己的家人和他奉行一生的信仰。“我们不允许那样”，他在死前小声说道。“人都因上帝的恩赐而活。”

当三位雷科夫家的逝者都被安葬后，地质学家们试图说服卡普和阿加菲娅离开森林，回去和那些从大清洗时代的迫害中幸存下来的亲人住一起，那些亲戚们仍在那个老旧的农村中。但他俩都没有听从。他们重建了小屋，与原来的房子靠得很近。

卡普·雷科夫于1988年2月16日在睡梦中逝去，距离他妻子阿库丽娜逝去27年。阿加菲娅在地质学家们的帮助下将他安葬在山腰，然后掉头走回她的家。主有恩赐，她会留在哪，她如是说——她也如是做的。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她已然七十多岁，这个针叶林的孩子继续独自生活，在阿巴坎河流域高高的山上。

她不会离开。